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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图之声（第1496期）| 《向光而行：老俞对谈录》6

2024年01月15日 16:57:51

编辑撰稿人

张茹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播讲人

张茹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思维导图

对话陶勇：内心有光，眼里才会有光（一）

（对谈于2022年1月3日）

陶勇：1980年生于江西抚州，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现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文学作品《目光》《自造》。202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

大家好，今天我会和我的北大师弟、朝阳医院著名眼科医生陶勇对谈，他也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他在朝阳医院暴力袭医事件中差点被歹徒砍死，但在康复后，却继续做着各种各样善意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人生的困难和挫折多于一帆风顺。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所以不要太期待生命会一帆风顺，不要以为只有你会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其实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每天都是这样的状态。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面对同样的困境，你有什么办法去改变，而不是纯粹地被动接受或者唉声叹气。困难和挫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实际上是“让勇者愈勇，让弱者愈弱”。勇者对抗困难和挫折，想办法解决困难和挫折；弱者接受困难和挫折，不断抱怨，被动处于一种接受状态，怨天尤人。

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勇者的例子。比如褚时健，他70多岁从监狱里出来，种橙树，终于实验成功。现在褚橙的价格大概是别的冰糖橙的两三倍，而且供不应求。他留下了一种精神遗产，就是不管年纪多大，都不轻易向命运买账。

现在大家都在说我 60岁再出发，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里也提到了我60岁再出发。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再出发的过程，不管年龄多大，如果你待在原地就什么都没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贝多芬、司马迁等，都是逆生长的典型代表。

面对困难和挫折，一定是勇者愈勇，弱者愈弱。你是勇者还是弱者，就看你面对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种精神力量其实来自一个人内心的自信、信念、理想、胸怀、目标，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没什么期待，你的生命也就不可能有更高的境界和动力。

有朋友问我为啥不退休？我觉得退不退休不是一种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心态概念。比如公务员，还有很多公司职员，确实会有比较明确的退休时间，但这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时间线。我们个人在年龄上、心态上，并没有退休的概念，真正的退休是指你把你的时间用在了不同的地方。比如你没退休的时候，你要把时间用在工作上，但退休了就意味着时间都是你的，如果在这时候你还有退休金，家里还有余钱，你就要考虑在余下的时间内，到底要用你的退休金、你的资源、你仍有活力的生命做些什么事情。

像我这样28岁就出来创业，到现在还算是一个企业创始人的人来说，我没有明确的退休概念。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也会思考应该把时间分配在什么地方。我身边有好朋友，一辈子想练书法没时间练，现在终于可以开始练了；有朋友一辈子想环游中国，没时间旅游，现在终于可以环游中国了；还有朋友开始认认真真读书了，有朋友开始学做饭了……如果我现在有时间了，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去追名逐利，还是应该把时间用在最想做的事情上？

今年1月1日，我录了一个短视频。我在视频里说，我往后的日子要这样过：一是要过一个尽可能自主的生活；二是要过一个尽可能充实的生活。关于自主的生活我立了三个“不”，不被世俗名利所牵制，不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制，也不被别人的意志所牵制。

今年我还下了一个决心，争取把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记录，每过一周就发布在“老俞闲话”上。让大家知道像我这样到了60岁的人每天还在干什么，哪些东西是我喜欢干的，哪些东西是我不想干的，在干的过程中受到哪些挫折。

好的，现在陶勇老师来了，我们开始对话陶勇。

—对谈环节—

1.高度和角度决定人的心态

俞敏洪：师弟好。

陶勇：俞老师，您好。

俞敏洪：我特别开心，感觉你比两年前显得更年轻了，笑容也更灿烂了，在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之后，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

陶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能够反映出来的。我自己当眼科医生这么多年，有的患者其实岁数不大，但总会觉得他好像愁眉苦脸，而有的患者年龄可能比较大，但还会觉得他红光满面。

俞敏洪：你觉得人的精神状态是怎么形成的？面对同样的生活状态，有的人愁眉苦脸，有的人红光满面，这种差别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陶勇：我觉得一个是高度。同一件事，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很低的视角，甚至是平视的视角，它就是天大的事，但如果高度比较高，能站在一个更大的层面去看，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局部的事。我去年确实经历了“伤医事件”，也确实不能像以前一样做手术了，但我同时会提出“光盲计划”，我会觉得我后面的人生除了能治眼盲，还可以治心盲，这样就会发现，“伤医事件”可能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节点而已，过去就过去了，而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我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一个就是角度。曾经有人问我，说你伤后很快就恢复出诊，但好像还是原来那个诊室，你害不害怕？我说为什么要害怕？那个地方是我的福地，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大难不死，为什么我要害怕呢？所以同样一件事情，角度发生变化，心态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高度和角度是导致心态不同的原因。

俞敏洪：一个人的高度、广度和宽度决定了看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很多人很容易在一件事上钻牛角尖，看不到头顶上广阔的天空，但他们又能看到，比如陶勇医生，他面对人生中这样苦难的事情，能迅速调整心态，看到这个世界之上更高层次的事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把这件事化成了自己的人生动力，让自己跨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不那么容易。你是如何调整高度，迅速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并且走上一个更高觉悟的台阶？

陶勇：我觉得主要感谢我的原生家庭。我受伤后有很长时间都住在医院，后来回到家之后，我爸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哭天喊地，不是泪流满面，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爸说，你知道吗？我在年轻的时候上山砍柴，那时候我爬在树上，一不小心右小腿几乎被镰刀砍断了，鲜血直流。当时他穿的是家里唯一一件衣服，所以他和他姐姐两个人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可以出门，他就把这件衣服撕下来，捆着小腿，一瘸一拐地走了十几里地才走回家。

我爸给我说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遇到了挫折，但谁没遇到过呢？所以家庭看待挫折和打击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态度。我原来在德国待过一年，德国人带孩子特别简单，他们没有老人帮带，就自己带。小孩在草地里摔倒了，没人扶，也没人管，小孩自己就爬起来了，这样小孩长大以后的抗打击能力相对来说肯定比较强，所以原生家庭很重要。

俞敏洪：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个性？在培养你的时候，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个性？你认为现在中国家庭如果想培养孩子的抗打击能力和未来面对艰难困苦、勇往直前的能力，父母应该做什么？

陶勇：在《自造》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妈有姐妹五个，但二姐有脊髓灰质炎，有条腿一瘸一拐的。小时候我父母经常让我给她送饭，帮她买点东西，她自己摆了个小摊，我会去帮她照顾生意。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知不觉地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腿能够正常行走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后来我在医院上班也好，去其他地方办事也好，遇到人多挤不上电梯，或者因为停电无法乘电梯的情况，身边常常有人会抱怨，觉得又是磨了膝关节，又是半月板会受伤，总之，充满了怨气。但我就会觉得，走楼梯就是一种幸福，都能走楼梯了，还想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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