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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图之声（第1497期）| 《向光而行：老俞对谈录》7-对话陶勇：内心有光，眼里才会有光（二）

2024年01月16日 17:27:13

编辑撰稿人

张茹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播讲人

张茹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思维导图

对话陶勇：内心有光，眼里才会有光（二）

2.如果能重来，选择不会变

俞敏洪：在你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以后，如果再选一份职业，你还会不会当医生？还会不会当眼科医生？

陶勇：我觉得我更应该选眼科，因为至少我也是大难不死，要是选了别的行业，万一挂了呢？死里逃生和大难不死毕竟是一个好结局。我既然愿意回到原来那个诊室，重新再来一遍的话，我还会选择这个职业。

最近我在看一个美剧《纸牌屋》。《纸牌屋》的开篇，主人公的第一句话是：世界上有两种苦难，一种苦难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强大的苦难，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毫无意义，让你白受罪的苦难。我也觉得，如果不是为了领悟和升华，苦行和受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对我来说，我去年是受了难，也发生了一些我人生中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我觉得我已经消化掉了，也不会再认为它是我的绊脚石，我如果还在行进的路上，继续对这块石头拳打脚踢，我觉得我失去的就是我前进的方向。所以再来一次，我肯定更得选这个职业，更得选这个方向。

俞敏洪：我也有大难不死的经历，我20多年前死里逃生，最后也活过来了。我当时就想我要倒了也就倒了，但这件事在我心理上没有留下太多阴影，反而觉得既然活过来了，就应该此生美好，应该多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一点咱俩很像。

3.如何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

俞敏洪：这次事件以后，你还能做手术吗？

陶勇：没有以前那么自如。眼睛的手术比较高精尖，现在尽量还是让团队来完成，我更多是在指导。

俞敏洪：这倒是一件好事，就像你书中写的，如果你自己做手术，哪怕一天做80场，一辈子也就做那么多手术。但如果你带领一群年轻医生，让更多人能学到你的医术、你的内心，反而会是未来中国病人的一份福气。

我觉得你在医学方面不仅仅是医人的病，很多时候你在医人的心。作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医人的病不如医人的心，当然医人心的同时要解决人的病痛，这两方面你都做得非常不错。现在大部分医生就是匆匆忙忙看病，不管是专家号还是普通号，常常就是问问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开点药，如果你看上去有钱就开点贵的药，你看上去没钱就开点便宜的药。但你不一样，你不仅会医人的病，很多时候也在医人的心。你觉得未来医生们如何能做到医心和医病并举，你对现在的医生有什么建议？

陶勇：医患关系也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只不过医患关系更特殊一些。患者是带着病痛来的，是天然的弱势群体，这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道德表现要求就会很高。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教师、医生和律师都会对道德状态的要求更高。到了今天又是一个新阶段，因为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新高度，跟过去又不太一样了。

如果科技本身是一服药，我们也该意识到，没有什么药是没有副作用的，科技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人和人之间的冷漠、麻木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的医生想和面前的患者产生信任和情感连接，要比过去更难。过去，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没有权利参与意见，都是医生定，但现在的医疗已经明确要求，在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治疗过程中，患者有权利参与决策。所以今天的医生在患者赋权运动中，面对患者的医疗方案，医生只有建议权、告知权和知情同意权，这对医生来说，需要更多技巧性的沟通，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要学会主动先放下自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网购，他常常跟我抱怨，说现在的快递员可真不怎么样，东西塞给你，一句话都没有，扭身就走。我就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要不下次尝试一下，不管谁给你送快递，你就说三个字——“辛苦了”。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了之后，快递员也会有变化，他们常常会觉得不好意思，就会点个头微笑一下，再把门轻轻关上。现在人和人之间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大家都希望对方先付出、多付出，导致人和人之间会出现信任危机，所以不妨我们尝试自己先付出。

第二，推进医务社工的发展。去国外会发现他们的医院里有很多志愿者，朝阳医院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也一起合作了“彩虹志愿之光明天使”的志愿者服务分队。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他们本身就是来自患者公众的一方，有大学生，有医疗战线退休员工，有患者和家属，他们有大量时间去和等候就诊的患者进行沟通，可以起到黏合剂的作用。

所以未来的医疗环境，可能一方面大家都要学会主动一些，学会先做那个说“你辛苦了”的人；另一方面，要学会用一些办法，例如推进医务社工的发展，让医疗关系能变得更健康、更和谐。

俞敏洪：在未来的医患关系上，医生是不是可以在态度上更主动一点，比如对病人说“你不容易”“你放心”，多说一点这样的话或许能使病人的焦虑情绪缓解一点。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到了下午的时候，病人还在排队，你就会在走廊上放面包，让病人吃面包，因为你觉得这时候他们血糖低了，容易引起焦虑和愤怒。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解决血糖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病人吃完面包后，会觉得医院或者医生对我很好，后面问诊的时候，他和你之间的情绪对抗立刻就缓解了。

在缓解医患关系上，除了医生本身在行为、态度上把病人当作弱势群体看待，病人也要倒过来理解医生的辛苦。你觉得从国家制度、医院体系上还应该做什么，能比较好地缓解医患矛盾？

陶勇：第一，需要推进分级诊疗。我有过两次挂职经历，这两次挂职过程中我了解到国家卫健委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分级诊疗。现在大家不管是一般的感冒发烧，小疼小病，还是疑难重症，通通都选择去三甲医院，这会导致医疗挤兑。三甲医院的定位就应该是治疗疑难重症，它本身的医疗条件、硬件和软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特别疑难的问题，而社区、基层医院以及全科医生，则是用来解决和分流普通患者的。

常常会有患者说，我去了医院，我不知道应该挂什么科，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按道理来说，一般患者应该先去全科医生或者基层医院，遇到真正难的问题才被转诊到三甲医院，如果什么问题都到三甲医院来解决，会导致三甲医院不堪重负。进一步落实国家卫健委的分级诊疗政策，对于缓和未来的医患关系是一个前提。

第二，我觉得整个社会应该倡导众生平等，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要平等。在我小时候，我爸妈就会跟我说，患者很怕医生，就像学生很害怕老师，现在可能反过来了，医生会有点怕患者，老师又会有点怕学生家长。这都不是正常的关系，谁都不应该凌驾于谁之上，从一开始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在灵魂层面就都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出健康良好的关系。我其实也很感谢很多患者，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向我表达他们的关心，去年第一次出诊，很多患者都是带着鲜花、水果来的，他们就是温暖我的存在。

俞敏洪：特别对。我个人感觉现在中国的医患矛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中国老百姓有什么问题都往大医院走，这也是分级诊疗还没实施到位导致的一个结果。但老百姓一生病就想往大医院走的这种想法，暂时也改变不了，因为人都惜命，总希望碰到最好的医生来为自己看病。

第二，医患矛盾大部分发生在大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医生太忙了。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比如我一天要咨询10个学生家长，我会很耐心，但如果是100个学生家长，我一定速战速决，家长就会不满意，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来见你，你就给我咨询了10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但我会觉得，你的问题我已经说完了，后面还有那么多家长在等着我。现在医生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但因为医生涉及人的生命，就更容易产生医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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