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闹城》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丹教授撰写的回忆录式长篇叙事散文集。

作者以重工业城市太原为背景，记录了其在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活经历，将个人成长、家庭发展与社会变迁融为一炉，具有深刻的文学性和重要的历史档案价值。苏丹带领我们用艺术家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看到真实背后的荒诞、残酷背后的温情。书中艺术作品的选择和对记忆的艺术化处理，都让人着迷。

作者在重现青葱岁月的同时，还以艺术家的专业视角回望过去，重新思考空间、城市等问题，加深读者对艺术与设计的理解；把时间融入空间，有一种时空对应的怀旧美感。书中配有多位知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与文字参差对照，颇令人玩味。

作者简介：

苏丹，1967年生于山西，著名设计师、设计教育家、艺术策展人，北京市政协委员。曾任清华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清华美院副院长。现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长、米兰新美术学院和多莫斯设计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等。

主要从事当代设计教育转型研究、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代表作有《1001页：苏丹艺术与设计微言集》《迷途知返——中国环艺发展史掠影》《工艺美术下的设计蛋》等。

山西面食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就是花馍，即用发面叠成有各种美好寓意的图案，再点缀上粉红、鲜绿等色彩，最后用红枣和红豆“画龙点睛”。当花馍出笼的时候，那种鲜艳的色彩和美妙的花样会穿透缭绕的蒸汽，让整间屋子充满一种幸福。

炕围画是山西当地的一种习俗，也具有保护墙面的功能，题材多为花鸟鱼虫等轻松活泼的类型。炕围画的材料是油漆，奶妈家里的炕围画是墨绿色基调，画面有一只喜鹊和几处花卉。一个农妇就这样用自己的才艺和热情营造生活的氛围，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炕”这个家庭的核心空间充满着吉祥安宁的气氛。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记住了一岁多的时候，父亲来农村看我时在炕上吃晚餐的场景，尤其是那一盆凉拌的豆芽菜。奶妈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偶像，儿时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躺在奶妈怀中注视着院子里光阴的变化，听她吟唱儿歌、民谣。

山西北路人家民谣很多，这些民谣或儿歌讲求押韵，不追求话语的逻辑，和日常生活叙事有关，那些无厘头的搭配穿插非常有趣诙谐。这种节奏和单调的重复性，加之昏暗摇曳的灯光，对儿童来说都是催眠的因素，就这样，我总是在一种对慈爱索取的满足中睡去。

就人的天性而言，农村是孩童的天堂。无边无际的田野是步履和视线撒野的广阔天地，每一年里滚滚的麦浪和神秘的青纱帐都再现了黄土地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满了茁壮的、吐着一缕一缕胡须般穗子的苞米地则证明它的生产能力，还有枝桠横斜果实累累的桃树友善地伏下身躯，让人们从容地采摘。在村子里，老人们总是聚集在一棵年届古稀的老槐树下抽旱烟，闲言碎语议论着人情世故，一只老鸹藏在绿荫之间不时发出苍老古怪的叫声。村里每家都有独门独户的院落，石头院墙护佑着隐私，木质大门后附带着粗壮的门闩。居住、仓储、饲养各据一方，自成一方天地。

夏天，院子里也是农忙的战场，满眼金黄的麦秆和饱满的麦穗，脱粒机疯狂地吼叫，石磨慢条斯理地转动;秋天，院子中央的枣树果实累累，树梢结的果总是最红、最大、最甜。出门满眼万物生长，郁郁葱葱。街巷里，人们相见嘘寒问暖，邻里和睦。

恬静的乡村生活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场景，在记忆的回沟里被格外地珍藏下来。它们如同拷贝到电脑上的影片，随时可以拿出来回味一番。

这样的日子很快地流失过去，在我两岁时奶妈在我父母的要求下把我送回了城市，她一路上哭哭啼啼，搞得火车上对座的人们都很诧异。我相信那是一种情感的撕裂，对她对我都是。这段残忍的记忆至今影响着我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令我不忍去主宰类似的事情。

我从小喜爱农村，那里是我成长的环境和第一处文化的母体，大自然是我的老师。相对而言，城市于我来说，却像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复杂、阴沉。

对城市的最初记忆就是1969年回太原时，从尖草坪火车站一下车后看到的灿烂灯火，这对油灯世界中成长的我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种绚烂、繁华令我惊诧惶恐，唯有紧紧抓住奶妈的衣衫方能得到一种安全的感觉。走进阴暗的楼群，工业化的居住方式也有一种压迫，第一次看到人类被这样密密麻麻地安置，没有庭院，没有动物陪伴。两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全家人蜷缩在一间房子里。但是那灯是明亮的，几乎消除了房间里所有的黑暗，墙上不再有神秘的阴影晃动，嘈杂的人声充斥着狭小的房间。父母的邻居同事们好奇地看着我这个突然回归的乡下娃，他们南腔北调地大声议论着，让我无地自容。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生母，她友好地递给我一块蛋糕，结果被我无情地丢到了地上，我操着浓重的原平口音大声表达着自己的需求：“额要吃窝窝呀!”围观的众人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因为这是他们期待的回答，印证了他们了不起的预判。

在我童年的成长环境中，父母给孩子找奶妈的事例不在少数，结局大多会长久地影响孩子和亲生父母的感情，因此很多家庭果断切割了孩子和奶妈的联系。我的父母难得的开明豁达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奶妈一家保持着联系，他们总是嘱咐我不要忘记这种非常的养育。除了让我和奶妈在她进城探亲时见面以外，还让我在五岁、十八岁时又回去过两次。

十八岁的那次回乡是我读大二时的暑假，那种独自在一个叫“唐林岗”的小火车站下车，再步行十余里寻找儿时记忆的感觉真是奇特。

记忆被尺度扭曲着，虽然那些大树、街道、砖窑还在，但早已不如魂牵梦萦中的那般茁壮、幽深、伟岸。站在弄堂口，我迟疑着，努力确认着现实和记忆的关系，直至走进村子中央过去老人们聚集的那一方小广场，看到那棵老槐树依然健在，但树下已寂静无人，连那只老鸹也不知去向。这时一辆驴车颤颤悠悠驶到我的近前，赶车的长者头戴草帽，满脸刀刻一般的皱纹，而他正是我的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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