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樊锦诗

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

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历任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顾春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宝山人，来自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戏剧美学、电影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呈现与阐释》、《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戏剧交响》等，出版诗集《四月的沉醉》。

内容简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历数百年敦煌学研究的筚路蓝缕，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敦煌莫高窟价值特别珍贵，可是由于地处偏远，生活相对艰苦，很难吸引人、留住人。可是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留法归来的著名画家，出于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对古老文化的景仰，毅然留在了这里。他就是常书鸿先生。

当时他面对的莫高窟已经五百多年无人管理，几乎是一片废墟，可他毫不畏惧，不仅没有走，反而把家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都接来了莫高窟，全家在此落户。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到艺术研究所工作的人几乎都先后离开了敦煌。在这个时候，常书鸿先生仍然坚守不走。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招募青年人才，准备重整旗鼓，继续在莫高窟坚守下去。

他带领前辈们殚精竭虑、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使莫高窟从20世纪40年代的满目疮痍到60年代的重现光彩。

然而，当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初现端倪的时候，又遭遇了政治运动频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些人即使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忍辱负重，历经艰辛坎坷，却始终矢志不渝。

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我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分管业务工作。当时虽尚未恢复正常秩序，但我和很多同事的心情一样，都急切地希望将荒废的时间追回来，能尽快把业务工作正常地开展起来。先后用近十年的时间开展了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工作，同时也发现由于石窟壁画的退化和病变，记录档案无法保证洞窟信息的永久保存，所以敦煌艺术历史信息以数字化永久保存的构想也逐步提上日程。

80年代，虽然莫高窟艰苦单调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但仍然有不少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自投罗网”，来到大漠深处。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淡泊明志，板凳能坐十年冷。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还是不厌其烦，开展石窟数字化，分析壁画病害机理，建设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道路虽艰，但研究人员乐此不疲，乐在其中，终于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获得建树。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7年。这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扩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决定，为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领导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传播的新阶段。1986年，我负责撰写莫高窟“申遗”材料，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完成这个申报材料，就等于写了一本著作，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第十一届会议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展了壁画数字化试验，并取得了初步效果，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促使我认识到敦煌石窟数字化不仅要永远保存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信息，而且还要用于为公众享受文化遗产。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4年。我从前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手中接过院长重担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大幅度增加了经费投入并引入了科技手段，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加大了国际交流，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管理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莫高窟保护的任务愈益繁重。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管理保护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要解决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改进提高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已时不我待。

敦煌研究院全方位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高莫高窟的科学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水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我们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在管理法规的制定、科学保护和开放管理等方面深入研究，制定出了与敦煌石窟相应的法律法规、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研究、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等综合措施，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莫高窟管理保护能力和行之有效的“莫高窟经验”。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以下简称《规划》）等，为保护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依据。与此同时，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敦煌数字化建设持续前进的道路上，也培养了一支掌握先进理念、先进技术、管理办法的近百人的队伍，“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为国家、为世界保存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信息。

我经历了伟大的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我的工作就是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服务，我一定要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一道，把莫高窟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做成可以积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世界性的遗址博物馆。

我想是命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到敦煌这个地方来，不是来当什么“头头”，而是要切实地把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做好，否则对不起这个国家，对不起创造文化遗产的老祖宗，也对不起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

我总想，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从北区一路看过来，十六国、唐代、西夏、元代……现在还能看到一堆堆枯骨在那里，多少历史的过客！人类历史何其漫长，宇宙那么有限，人只是宇宙的一个瞬间而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莫高窟保护任重而道远！我想，做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今要谈敦煌研究院的未来，只有不懈地探索奋进，不断地开拓创新，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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