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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书 ▏太图网上读书会·第928期——《相约星期二》3- 学生

2021年11月10日 16:56:37

编辑撰稿人·播讲人

赵美华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作者简介

米奇·阿尔博姆，美国专栏作家、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代表作有：《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一日重生》、《来一点信仰》、《时光守护者》。

内容简介

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994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已时日无多。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每周二都上门与教授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莫里·施瓦茨教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死亡既作为该作品的主题，又作为该小说的线索，传递了作者对于人生更深入、更透彻的思考。

1979年大学毕业典礼的那天，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

然而，我食言了。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毕业后的几年我被生活磨炼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之外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那个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在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胰腺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我却追赶不上。

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我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有人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藏书网，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

我从纽约又跳槽到佛罗里达，最后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当《底特律自由报》的专栏作家。几年后，我除了撰写体育报道评论外，还开始写体育方面的专著，制作广播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对暴富的橄榄球明星和好矫饰的大学体育活动评头论足，我成了淹没这个国家的传媒风暴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开始买房。我买了一幢山间别墅。我买了汽车。我投资股市并建立了有价证券组合。我就像一辆推到最高挡速的车子运行着，任何事情我都规定了最后日期。我玩命似地锻炼身体，发疯似地开着汽车。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宁的黑发姑娘，她很爱我，不嫌弃我毫无时间规律的工作。经过七年的恋爱我们结了婚。婚后一个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对她说——也是对我自己说——我们会生儿育女成立一个家庭的，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却遥遥无期。

相反，我仍热衷于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来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我认为舅舅的厄运也将是我命中注定的结局。

至于莫里？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但这一切总显得有些遥远，似乎来自另一种生活。这几年里，凡是从布兰代斯大学寄来的邮件都被我扔进了废纸篓。因此我毫不知晓莫里得病的情况。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康尼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咀嚼和吞咽食物变得极其困难。他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随手写在黄泊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只言片语地写下了自己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定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没过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名叫毛里·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

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大名鼎鼎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手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特德·科佩尔的小轿车停在了莫里家的门口，开始了节目的录制。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莫里·施瓦茨教授的身影又映入了我的眼帘。

一天，当我开车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一个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钟——离我返回的班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和树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邮箱号码之间跳来跳去，车上的收音机打开着，那是新闻台。这就是我的生活节奏，一心可以五用。

突然，那幢房子跃入了我的眼帘，我踩下刹车，咖啡晃出了杯子。车停下后，我瞥见了车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树和它旁边坐着的三个人。坐在两边的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中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是莫里——看见我的老教授，我惊呆了。

我已经有十六年没有见到他。他的头发更稀了，几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我还没有准备好重逢——至少，我眼下还得先应付完这个电话——我希望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再驶过几个街区，办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准备。但莫里，这位我曾经是那么熟悉但现在又是那么陌生、那么憔悴的老人，此时正对着车子在微笑。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等待着我从车子里出现。

为了我们多年的相处，为了莫里曾经给予我的那份体贴和耐心，我应该跳出车子去拥抱他，去吻他。

但我没那么做。我关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压低嗓门继续同制片人交谈，直到把事情谈妥。

我做了我最擅长的事情。我仍在关心我的工作，尽管来日无多的老教授正在他门前草坪等着我。

五分钟后，莫里拥抱了我，他稀松的头发擦过我的脸颊。

“我的老朋友，”他轻声说，“你终于回来了。”

他倚着我摇晃着身子，始终没和我分开。当我俯下身去时，他的手抓住了我的肘部。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能保持着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惊讶。

但再一想，正由于我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堵石墙，所以我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亲密。我记起了毕业那天的情景，记起了那只皮包和我离开时他的泪花。但我没有流露出来，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他记忆中赠送他礼物的好学生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蒙住他的眼睛。

进屋后，我们坐在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见邻居宅院的窗户。莫里在轮椅上不停地动，想使自己坐舒服些。

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颧骨也更加突出了。这使他显得更苍老——只有他笑的时候，那松垂的脸颊才像帷幕一样收拢起来。

“米奇，”他轻声说，“你知道我离死期不远了。”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