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播讲人

赵美华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作者简介

米奇·阿尔博姆，美国专栏作家、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代表作有：《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一日重生》、《来一点信仰》、《时光守护者》。

内容简介

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994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已时日无多。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每周二都上门与教授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莫里·施瓦茨教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死亡既作为该作品的主题，又作为该小说的线索，传递了作者对于人生更深入、更透彻的思考。

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着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它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好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那么明智的。

“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帐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总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的时间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且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接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

“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

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

“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儿——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

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键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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