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播讲人

赵美华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作者简介

米奇·阿尔博姆，美国专栏作家、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代表作有：《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一日重生》、《来一点信仰》、《时光守护者》。

内容简介

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994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已时日无多。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每周二都上门与教授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莫里·施瓦茨教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死亡既作为该作品的主题，又作为该小说的线索，传递了作者对于人生更深入、更透彻的思考。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儿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能上场。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难的。这种话筒可以别在衣领或西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在他日渐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我得病后对这一点更有体会。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爱抚、照顾和关心，你拥有的东西便少得可怜。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我们的大诗人奥登说的那样，相爱或者死亡。”

“相爱或者死亡。”我把它写了下来。

“相爱或者死亡，”莫里说，“说得真好，说得太对了。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假设我离了婚，或一个人生活，或没有孩子。这疾病——我所经受的这种疾病——就会更加难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应付得了它。当然，会有人来探望的，朋友，同事。但他们和不会离去的家人是不一样的。这跟有一个始终关心着你、和你形影不离的人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义，不仅仅是爱，而且还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这是我母亲去世时我最想得到的——我称它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办不到。”他又加了一句。

生育后代是列在我目录上的问题之一——一个在生活中必须尽早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对莫里谈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们视孩子为自己事业上的绊脚石，觉得他们在迫使我们干那些本不愿干的“家长”活儿，我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情绪。

然而，当我望着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处于他的境遇，将不久于人世，但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种空虚感吗？莫里培养了两个富有爱心的儿子。他们像父亲一样勇于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这个愿望的话，他们会放下工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亲的身边，伴他走完最后几个月的旅程。但这不是莫里的意愿。

“别停止你们的生活，”他对他们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三个。”

因此，尽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孩子们的世界仍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自豪。当他们父子三个坐在一起时，常常会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泄、亲吻、打趣、相拥在床边，几只手握在一块儿。

“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生孩子时，我从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莫里望着大儿子的照片说。“我只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就是这么回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如果你想体验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有孩子。”

“那么您想不想再有孩子？”我问。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罗布亲吻着莫里的前额，莫里闭着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显得有些惊讶地说。“米奇，我是决不会错过这份经历的，即使……”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

“因为您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该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弟弟，是吗？”

我点点头。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时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

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还是这么取笑他。

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校规。

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服用当时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地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到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往期回顾：2021年太图之声  

                 2020年太图之声

                 2019年太图之声

                 2018年太图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