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张雪霏

太原市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播讲人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内容简介：

国务委员宋健出访途中，一份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面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术悬案，中国学术界将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直面历史的遗产？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酝酿，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拉开了序幕。

直面历史的遗产

1995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率领一个国家科学考察团访问了以色列科学界，就在这次访问中，一份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亚述报告中学者们根据史料和考古遗存以及14C测年技术等，基本上将古巴比伦王国的年代框架构建起来，从而使湮没已久的巴比伦文明大厦再次崛起于两河流域，为世界所瞩目。

面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术悬案——夏商周断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将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直面历史的遗产？古埃及与两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已经做出了成功的示范，中国是否也可以在借鉴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已有的科学条件和先进技术，对自己祖国古文明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

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酝酿，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拉开了序幕。

　　1995年9月29日上午，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室，国务委员宋健正在主持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历史学家李学勤， 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天文学家席泽宗，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5位一流学者参与会议。会议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在探寻中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这次会议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没有条条框框的禁锢，学者们遂畅所欲言，满怀热情地倾吐自己的见地。

经过一个上午的座谈讨论，大家对相关问题初步取得了共识：夏商周年代学本身犹如无涯之海，博大精深，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单凭个人力量孤军奋战，显然难有令人满意的成果，通过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则是目前世界上这一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关于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在文献、考古和天文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测年技术等方面已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现实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条件。若各学科集中起来联合攻关，夏商周年代学框架也会像古巴比伦、古埃及那样得以科学地建立。

最后，由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自信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2800多年前的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科学实践。

“工程”研究计划既已立项，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4位首席科学家，即着手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费使用计划及推荐工程专家组成员名单。

在起草的可行性报告中，“工程”的最终目标，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但是，由于学者们对三代不同历史阶段所掌握的材料不同，所以，“工程”在制订目标时，按照由近及远的路线，提出了详略不等的要求。其具体目标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遵循以下三个步骤进行联合研究：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3）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种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经过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9个课题，下分44个专题。这个呈树形结构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其功能明确，内在逻辑紧密，覆盖了国内外研究夏商周年代学曾提出的所有途径和方法，使三代年代学的大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论证，得以构建起来。

国家科委聘任相关学科的21名专家组成“工程”专家组，专家组下设精干的课题组，并再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此次直接参与工程的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共9大学科的优秀学者达200多人，都是行业领域内的佼佼者。

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队伍，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又具有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并有能力起到“工程”领导小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学术领导，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文献方面，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但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

材料的互证方面：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多个国家，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研究者可以凭借这个特点，互相对照补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较满意的效果。而中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为中心，各个王朝疆土广袤，与边远地区的联系，不像近东与西方古典时期那样有序和密切。年代学家在采用“同时期参照法”时，其效果就比国外逊色得多。尽管如此，这个材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

　　考古方面：无论中外，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发掘的证明。尽管在田野考古学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在建国后的近50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在这些田野发掘资料中，文字记录都是中外倍感兴趣和重视的凭据。如国外的碑文、纸草或泥版文书，中国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记录这些文字的材质有所不同。国外的文字多记录于石碑和纸草、泥版上，而中国多记录于青铜器、竹简、甲骨上，真可谓大同之中又有小异。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也就注定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范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年代学研究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条独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或许正因如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以及将要获得的成果，在构筑起华夏文明大厦的同时，也必将对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并对整个世界历史年代学研究作出非凡而独特的贡献。

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

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那惊世骇俗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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