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张雪霏

太原市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播讲人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内容简介：

国务委员宋健出访途中，一份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面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术悬案，中国学术界将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直面历史的遗产？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酝酿，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拉开了序幕。

众里寻他千百度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风潮，在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个“古史辨派”也随之滋生发展起来，这一派别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历史进行一次总清算的大旗，一时间甚嚣尘上。

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流风所及，遍及海内外。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国内外华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

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的方式。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而一旦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作实地考察，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作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561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22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殷商的历史之门显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窥视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的历史之门彻底撞开了。

1917年2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确是一部信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确定，无疑为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从传统古典经籍考订的书斋中走了出来，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密切注视着新出土的资料，以新的学术指导思想和方法，开始穿越历史的迷雾，渐渐迈上了“信古”、“释古”的道路。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在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之后，考古学家们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他们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安阳殷墟经过十五次发掘，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安阳殷墟所经历的十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每隔几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同世界上许多伟大发现一样，商代前期的都城郑州商城的最初发现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1950年，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对古器物颇感兴趣的韩维周教师，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于是，韩维周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作出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经调查，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

由安金槐率领的郑州市文物工作组对商代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在郑州商代遗址中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经过追踪钻探，安金槐等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在郑州已发现的商代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余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夯土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从钻探的整个情况看，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当时中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由于已被国内外考古界与历史界所公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安阳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夯土城垣遗址，这次突然在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郑州商代前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遗址，让人感到大为振奋。

通过两年多的地下考古钻探与试掘，在这一带东西长800余米、南北宽500余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范围内，较普遍地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稍后，又发掘出许多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基址。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内外的发掘中，还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礼器。

鉴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规模宏大，各种遗迹与遗物的内涵丰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遗址。由于这个发现第一次找到了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历史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也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诚如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所言：“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历史文化的大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安阳殷墟的发现是更上一层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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