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张雪霏

太原市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播讲人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内容简介：

国务委员宋健出访途中，一份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面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术悬案，中国学术界将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直面历史的遗产？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酝酿，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拉开了序幕。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

殷商作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奴隶社会已高度成熟，那成千上万片刻字甲骨和雄尊巨鼎，撩拨着后世人类的缕缕思绪，那恢弘如林的王陵和殉葬坑中的累累白骨，更促使人们去追溯三千多年前这个强大王朝的轨迹。

这曾是一个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具有光荣与梦想的繁荣鼎盛的王朝。如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老病死一样，作为在历史长河中显赫了五个多世纪的辉煌王朝，当传递到纣王的时代，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

纣王执掌权柄后，恣意妄为，腐化堕落，恶贯满盈。周文王在伐纣过程中不幸去世。继位的武王姬发继承父亲的遗愿，决心完成文王的未竟之业。牧野之战后，作恶多端的殷纣王最终自焚于鹿台宫中。自此，新兴的周王朝在华夏大地诞生。

武王克商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一课题。这个课题是工程所涉全部问题关键的关键，只有把克商之年这个定点抓稳抓牢，才有可能建立起三代年代学的坚固大厦。

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彭林教授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从出版的书中可以看到，在武王克商的44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为了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工程”研究人员按照预定计划分头行动，由考古学家承担的“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在陕西境内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丰镐遗址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周人自古公宜父迁岐后开始崛起，经历三代，文王末年，出于战略考虑，开始将都城向东迁移，坐落于沣河西岸的丰京即其迁都之地。到武王时，又在沣河东岸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史称镐京。因丰京与镐京甚近，且武王居镐之后，丰京仍然保留着周王宗庙，而西周诸王常居于丰或在丰处理国事，故史家向来将丰、镐并称，丰镐是文王、武王直至平王东迁这一历史时期内整个西周的都城。

关于丰镐都城的湮没过程史无详记。应当说，自平王东迁洛邑后，丰镐就衰落了。尽管世传“丰邑在丰水之西”，但自北宋以后人们已经不能分辨古丰水的位置了。于是，整个周都丰镐的地望也就无法确指。明清以来，许多学者试图查明丰镐的具体位置，并为此做过不少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丰镐遗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自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丰镐遗址又成为学术界注目的焦点，学者们试图以新的考古学方法来破译这个久悬于人们心中的谜团。

因沣西和沣东遗址所提供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框架中直接的地层关系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加之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发掘，有关遗址发掘很少，具有明确地层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几乎没有。因而有关遗址的文化分期就显得不够清晰，其遗址的总体文化面貌也不清楚，对先周文化的认识仅仅是提供了线索，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可做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丰镐遗址分期断代”专题组，对沣西遗址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以便找到预期的地层关系和层位明确、时代背景清楚、多样化的系列测年样品，供14C测年测定具体年代数值。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队长徐良高等考古人员最终在丰镐遗址的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两地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徐良高和考古学家杨国忠带领考古人员在马王村工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在所划分的两个组中，一组负责发掘灰坑，另一组负责发掘墓葬。

当下挖至1米深时，发现了黄土层。就在这个地层中夹杂着一件异样的陶片，细心的徐良高捡起一看，和已出土的陶片有明显的不同，其形制属于先周晚期典型器物。

在整个探方内包含着5个小的灰坑，最为理想和最具价值的就是后来在考古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H18号灰坑，其时代应为先周时期——这是丰镐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先周文化堆积。而以H18号灰坑为代表的器物群，可以作为先周文化晚期的标准器物群并以此为定点加以研究。据文献记载，文王迁都于丰至武王伐纣之年仅隔13年，因而以H18号灰坑为代表的堆积应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层，应是武王灭商后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单位，这个发现无疑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可以说，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层和H18灰坑这一年代范围之内。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和重大突破，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沣西H18灰坑的发现与系列含炭样品测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对推断武王伐纣的年代，排除多种不确切说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仅凭一个H18灰坑，尚不能确定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还需有其他方面的密切配合。因而，除丰镐遗址外，“工程”专家组认识到，与推定武王克商年代范围有直接辅助性关系的考古遗址，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地方，这便是周初的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遗址。

1972年，北京市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古队考古工作者终于在琉璃河发现了线索。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材料明白无误地证明，琉璃河就是周武王的堂弟——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黄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领地终于被考 古学家找到了。

琉璃河遗址所发现的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意外地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盉。墓葬中有铜器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同一般。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队长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43字的铭文。经考古人员对铭文的释解，认为此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羌、马、驭、微等氏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

铭文的出土，是继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矢簋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矢簋长，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

燕国之封，史书有载。专家们一致认定M1193号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谁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分歧。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 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丰镐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

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

关于墓主是谁的分歧一时无法做出统一的结论，但取得共识的墓主是燕国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M1193大墓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同时，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中，赵福生等专题人员于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了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两字，这两个字的发现，对年代学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

如前所述，通过“工程”专题组人员对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遗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这个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纣之年，因而，遗址的最早年代便成为检验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这个下限应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往期回顾：2022年太图之声

                 2021年太图之声  

                 2020年太图之声

                 2019年太图之声

                 2018年太图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