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张雪霏

太原市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播讲人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内容简介：

国务委员宋健出访途中，一份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面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术悬案，中国学术界将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直面历史的遗产？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酝酿，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拉开了序幕。

天时、地利、人和

同琉璃河遗址近似，天马-曲村遗址同武王克商这一事件同样有着直接的参照关系。

周武王在克商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在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不久即发生了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历经3年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乱。之后便有了晋国始封地的出现。

《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记载了成王桐叶封弟的典故。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为止。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曾几度迁都，关于搬迁的次数和诸都的地望，自汉以来，异说颇多，人们很难确切地得知。1979年秋天，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将调查晋始封地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山西的翼城和曲沃两县。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翼城之西和曲沃之东的两县交界处，因其在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的宽阔平原上，故名天马-曲村遗址。

1980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天马-曲村遗址正式发掘。此后每隔一年发掘一次，至1990年，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葬有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500座，共出土青铜礼器100多件，有铭文者数十件。邹衡推断：“天马-曲村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总面积几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的一半，相当于西安沣西、沣东两遗址的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已发现的最大的西周遗址。就考古学文化分期而言，邹衡等考古人员将天马-曲村遗址分为五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

第二阶段：龙山文化早期；

第三阶段：二里头文化晚期；

第四阶段：西周早期至东汉晚期；

第五阶段：金、元、明时期。

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烦。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的独特之处。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隔不远了。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

由于殷墟商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就应相对提前，定在公元前1050年比较妥当。因北京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灰坑出土有“成周”字样的甲骨，其年代不会早于成王，由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又因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因而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

那么，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发生于哪一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有关专题人员从古代文献和出土器物中共收集到与这一战争事件有关的天象记录16项，其数量之多为世界所罕见。但正如前文所言，这些记录的载体多出于后人之手，时间跨度大，内容艰涩模糊，而且有的自相矛盾，这就为研究者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障碍。经甄别和筛选，最为可信的当属利簋铭文所载的内容。

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于地下掘出了一个铜器坑和一批铜器。从农民们已挖掘的现场看，遗址耕土层下即为周代文化层。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观察，出土地应为一个深2米、宽70厘米的窖藏。就在这个窖藏里，共出土了60件青铜器和91件铜管状络饰。而轰动学术界的著名的青铜礼器——利簋，就在其中。

经除锈发现器底有铭文4行共32字，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释读文字后，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胜了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把铜器赏给有司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尽管利簋铭文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仅靠这些记录是难以得出正确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达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学而言，必须对所有的天象材料进行全面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天文史学家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的天象研究”这一专题后，采用了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进行验算，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厦的构筑，正是根置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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