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张雪霏

太原市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播讲人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内容简介：

国务委员宋健出访途中，一份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面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术悬案，中国学术界将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直面历史的遗产？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酝酿，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拉开了序幕。

西周王朝的兴衰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

关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就考古学而言，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而对这两个文化的14C测年研究，又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使所得年代框架与历史真相相合。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惟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自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地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香港、台湾，以及日本和西方国家，致使祖国文化遗产惨遭浩劫，在学术上蒙受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92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4月-6月共同对墓地进行了3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了被严重盗掘的两座大型西周晋国诸侯级的贵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汉墓，同时在附近区域发现了3对规模相当的大型墓葬。从调查、钻探和发掘得知，此处是一处由数座大型墓葬组成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就在这次挽救性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墓地的另一座大墓又传出被盗掘的噩耗，且从墓中盗出的数10件青铜器已走私至香港等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在国务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明令天马-曲村遗址所在的地、县政府务必加强墓地的保卫工作。同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于1992年10月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5组10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5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5座，晋侯夫人5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自遗址发现10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继1992年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通观西周历史，晋国共历十一侯。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晋侯墓地的分期”工作组，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清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最终推定出8组晋侯墓的墓主，并由14C测年专家用AMS法测定其年代数据。通过将《史记•晋世家》纪年与14C测定年代相对照，进一步证明，对晋侯墓地墓主及其与西周列王王世对应关系的推定是正确的。晋侯年表的建立无疑对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基点。

　　在“工程”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相关的学科，除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课题所没有的，也是一次创新性尝试。

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长期以来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铜器而闻名于世。自汉以后的2000多年来，周原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闻名于世的大丰簋以及被誉为“海内三大奇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鸿宝”就出土于古老的周原大地。它们或出自于墓葬，或出自于窖藏，仅建国后陕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达3000余件。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从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本身的特点看，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

由于建国后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多数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并按照考古学的严格要求，对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对窖藏、墓葬发现的位置、年代以及这些窖藏与周围其他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层位记录与对比研究，从而为历史年代学的断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因为青铜器断代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故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这一专题。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了“西周金文历谱”专题，通过西周晚期66条年、月纪时词语和日干支确定的文献与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并根据西周金文历谱排出一份较系统、合理的西周王年表。

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位王的在位之年不能确定，但由于此前已经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工程专家组认为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为了验证金文历谱的可信度，“工程”将其王年与西周考古14C测年对照，发现两者年代基本吻合。

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起，一直到曾制造了著名的“烽火戏诸侯”荒唐之举的那位幽王的覆亡，每个王的年代全部列出，整个西周的时间跨度为275年。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专题组的研究，关于西周的积年，两汉以后的文献记载分歧很大，且多不可靠，较可靠的先秦文献所载的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因而，以上利用几个学科交叉推出的275年，应是合乎文献记载和历史真相的。

至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置的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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