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李昕

太原市图书馆综合服务部馆员

播讲人

范雨琦

太原市图书馆多媒体服务部馆员

作者简介

布拉德·史密斯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2015年被任命为微软总裁，在微软工作20余年，带领团队在56个国家或地区开展工作。他在带领公司解决涉及科技与社会交叉领域的关键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网络安全、隐私、人工智能、移民、公益和环境可持续性。《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称他为“科技行业受尊敬的人物之一”，《纽约时报》称他为“科技行业事实上的大使”。

卡罗尔·安·布朗

微软传播和公共关系部高级主管，与史密斯在世界范围内合作撰写文章，制作视频，并主导其他外部活动，共同运营“今日科技”系列博客。

内容简介

当下，科技正处于大迸发时代。新技术的开发、大数据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探索等，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如隐私安全、网络犯罪、网络战争、分化的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伦理道德和科技造成的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

对此，技术的开发者与使用者、全球范围内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用户，应该如何行动，才能正确解决科技行业重大的安全问题，让科技维持工具属性，而不会变成攻击人类的可怕武器？作者站在世界科技巨头微软的“驾驶舱里”，深度思考在数字化时代，科技带来的希望和风险。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作者和他们带领的微软团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动微软基业长青，迎接未来的挑战与风险，这对全球相关行业都有巨大的警醒和启示意义。

社交媒体：使我们陷入分裂的自由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之所以创建他的网络平台，是希望使世界更加“开放和互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自由的终极认可。但是，我们还需要谨记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结果，它强化了我们分裂成一个个网络部落的倾向，即一起独处。

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沉迷于与身处异地的人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沟通。有时候，我们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数字技术使世界变小，人们能更方便地彼此联系，但它也给相倚而坐的人带来死寂般的沉默。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一项帮助身处两地的人更好联系的科技，都会为同居一室的人制造新的障碍。

在现代科技中，没有哪一项像汽车一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很少有地方像美国农村地区一样被深刻改变。直到20世纪初，美国农村居民通常在他们的马和马车能够到达的20英里半径内购物、工作、做礼拜、学习和社交。在小镇中，杂货店是中心，不同年龄的孩子共同在只有一两间屋子的学校学习，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堂为整个社区服务。

这一切在燃油动力汽车进入农村后彻底改变。从1911年到1920年，仅农场的汽车拥有量就从85000辆膨胀到超过100万辆。汽车和现代化的公路开辟了新的前景，为偏远地区带来机遇，并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汽车使“农村居民从物质和文化上的孤立中得到解放，后者本是农村生活的一个特征”。

其实，更强的流动性也有其代价。人们花在别处的时间越多，与家人和邻居相处的时间就越少。汽车彻底破坏了小镇居民之间紧密的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固定电话的出现对家庭产生了类似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单独待在卧室现在意味着花时间和朋友打电话或者通过电脑联系。家庭成员发现自己在同一个屋檐下独处。

又过了40年，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孩子们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但他们的心思显然在其他地方。对于家庭来说，放下手机的争论变得司空见惯，尤其是在餐桌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人们与隔壁邻居甚或同处一室的家人的联系却越来越少。

这也给民主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更多，并且有时和完全陌生的人在一起，人们更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影响。这些宣传会影响他们的喜好、欲望，有时还有他们的偏见，并对其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产生影响。

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证明的，新的通信技术，如他所在时代的无线广播，可以用来赢得公众对艰难决定的支持，例如，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支持英国的决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利用从广播到传真等一切手段，在中欧和东欧封闭的社会中传播信息，培育民主。有线新闻和社交媒体已经在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制造出越来越多独立的信息泡沫。

2017年下半年，真实情况日益显现。大量虚假信息在脸书上开始出现，尽管包括马克·扎克伯格在内的大多数科技界人士对这些行为是否具备广泛性或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仍然表示怀疑，但这种局面很快发生改变。到2017年秋，脸书发现自己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每个人都在指责脸书，但没有人对罪魁祸首进行任何指责。这就像是对忘记锁门的人大喊大叫，而绝口不提潜入室内的小偷。

对于脸书、美国，以及各个国家和整个科技行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应该怎么做。政府中一些人的反应是将责任推到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身上，坚持认为它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推出技术的公司确实应承担大部分责任，但这种解决方法似乎并不完整。真正的答案是，政府和科技行业应联合行动。

正如2018年夏，马克·扎克伯格在国会做证时所说：“我的立场并不是不应该有任何监管。我认为，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恰当的监管，而不是监管是否应该存在。”

认识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并承认监管是必要的，这是一回事，弄清楚什么是有效的社交媒体监管则是另一回事。

在寻求后一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处于引领者的地位，他就是前电信行业高管，自2009年以来一直活跃于参议院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华纳。2018年夏，华纳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包括一系列旨在通过新的法规，从而部分解决虚假宣传行为的提案。

互联网已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它今天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随着敌对国家、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体网站进行恶意活动，越来越多的政界领袖加入传统出版商的行列，并质疑社交媒体网站是否应继续享受法律豁免。华纳指出，预计“深层次伪造”或“可以生成伪造的音频或视频文件，从而虚假证实某人说了或做了什么的高级音频和图像合成工具”将会泛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要求社交媒体网站担负起严格审查其所发布内容的责任。

马克·华纳的一些想法被澳大利亚采纳并发展，即强制社交媒体平台阻止用户重复上传非法内容，有效地增加了平台在问题已被证实后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澳大利亚颁布法规两周后，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适用的方案，建议出台新的“法定保护义务，使公司对用户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指定独立监管机构对其予以监督。华纳还提出了将强制社交媒体平台确定账户或发帖的来源，识别虚假账户，并在机器人程序传播信息时通知用户等想法。

如上所述，可能仍有空间提出相辅相成的监管方法，一方面将关注重点缩小到令人反感的特定内容上，另一方面则兼顾更广泛的努力，为用户提供有关这些内容来源的更多信息。后一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解决虚假信息传播问题时，不是着重于评估内容本身是真是假，而是着重于向社交媒体用户提供有关传播者身份的准确信息。在21世纪，我们还要让公众知道说话的到底是人还是自动机器人。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已经习惯于使用技术来传播信息，以播下民主的种子和推进其发展，但现在科技正被用来传播虚假信息和破坏民主。在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根据与基本人权有关的原则，将这些活动分为不同的类别。但在另一个层面，现实政治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发生了变化。直到最近，通信技术似乎对民主有利，并使独裁主义处于守势。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互联网是否为民主国家带来了一种不对称的技术风险，比起富兰克林敦促我们全力守护的共和制政府，独裁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对抗这种风险。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数字科技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和华盛顿所处的时代一样，它要求民主共和国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齐心协力，不仅要跨越党派，还应与整个科技行业以及各国政府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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