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稿人

洪霞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播讲人

黄丽萍

太原市图书馆数字资源部馆员

作者简介

于坚

1970年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至今。

1980年开始摄影至今。

199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

著有诗集、文集多种。获数十种诗歌奖、散文奖。

长篇散文《印度记》获2012年《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作品奖。

在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荣膺“2016年度杰出作家”。

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

系列摄影作品获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夏典藏奖。

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总撰稿。

最近二十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旅行家》等刊物特约撰稿人。

在国内外多次举办摄影展。

内容简介

到巴黎去，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

《巴黎记》是诗人于坚对巴黎的朝圣之作。1994年，年届不惑的诗人次飞往巴黎，深夜抵达，他一直以为巴黎是一座璀璨的未来之都，可当黎明唤醒他时，他震惊了。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唯有巴黎岿然不动。这里依然是巴尔扎克的巴黎，雨果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这里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这完全是一个旧世界，一个接纳昔日什物、气味的世界故乡。漫步在大街小巷，你感觉高老头随时会从一个漆黑的门洞里出来，贝姨会在某个窗口浇花，你也随时会走进雨果的故居、乔伊斯的故居、马尔克斯落魄时暂住的小旅馆……

此后，诗人经常拜访巴黎，世界日新月异，巴黎我行我素，沉默如大象。二十多年的所见所思，诗人最后熔铸成63段巴黎絮语，163张实地街拍，带你漫游巴黎，寻找全世界的故乡。

《巴黎记》2

1994年秋天，我刚40，第一次离开祖国。

我在机舱里静静地揣着护照，我总是害怕它会飞走。旁边坐着三个形迹可疑的朝鲜人，缩成一团，袋子放在脚下，拉链口子上露出几瓶酒。有人上了飞机，在起飞前的几分钟又被带下去。

那时候，出国就像是一种逃亡，失去了信任，你到国外去干什么？叛国投敌的怀疑笼罩着每一本护照。在海关，士兵声色俱厉地盘问我，哪个单位的？去干什么？除了护照，我还得给他一张同意出国的、盖着红色公章的单位证明。站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柜台面前，感觉自己是站在一座悬崖边上。

惊魂未定的旅途，直到透过飞机的小圆窗看见下面安静的俄罗斯大地，乌云层叠，森林密集，湖泊遗珠般散落其间，我才确定不疑，安稳下来。

天黑后，我落进巴黎，什么也看不见了，黑沉沉的城，像大地上的星空，有几串星子在移动。旅馆的房间里有巨大的黄色搪瓷浴缸，洪流般的温泉从墙壁里冒出来，其实不过是一只已经磨得有点旧的大号浴缸。那时候浴缸还没有在中国普及。我躺在天堂般的浴缸中，想象着明天的巴黎，那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矗立着我在电视里见过的那种雄伟高楼、玻璃幕墙，充满着各种尖端设备、电影明星……世界的终端，已经完工的未来，就像那些未来城市景观图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在光辉灿烂的新小区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提着鼓囊囊的购物袋刚刚走出珠光宝气的大商店。

天亮时，打开窗子，外面是一群红顶黄墙的低矮楼房，就像《格林童话》里那些塌鼻子的小矮人，一群麻木不仁的鸽子正在天空飞渡，几乎可以看见地平线，没有什么建筑物高耸入云，有点灰溜溜的，一个旧巴黎。

我觉得自己来到了《格林童话》的某一页里，那些法国民居在我看来就像是宫殿，与我童年时代在《格林童话》里看过的插图中描绘的差不多，安静得惊心动魄，没有人的城市，隐约传来汽车的零碎声音，像是一群刚刚毕业的马蜂。

这个早晨令我崩溃，窗子外面那个旧兮兮的巴黎对我的世界观的冲击，就像一场原子弹爆炸，我的城市正汹涌着一种庸俗不堪的维新思潮，拆得个灰尘滚滚。

20多年前，我秘密地阅读过许多法国文学，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波德莱尔……一边读一边担心着被捕，它们都是“文革”时代的禁书。这种危险的地下阅读，令我比普通的读者更尖锐地进入那些文字，那是吸毒般的阅读，就像一种秘密的逃亡。语言就是存在，我悄悄地越过国家话语的高墙，逃进另一个语言世界，在另一种语言中塑造着另一个我。而就在距离这些秘密读物不过几厘米的地方，随便一张纸都弥漫着那种光明正大的语言：打倒、消灭、阶级、战斗、无往而不胜、正确、伟大……国家太贫乏了，除了标语、口号、语录、社论，没什么可读的，真理沉默如铁，长者守口如瓶，没有任何人会告诉青年关于生命、爱情、人生、奋斗、生活的真理。

我走出旅馆来到街上，即刻进入了巴尔扎克小说的某一章里：青石块铺成的地面，灰黄色的骑楼，贝姨站在窗口浇花，微焦的面包味，苦涩的咖啡味，许多苹果被切开了，那时候苹果非常稀罕，我一年也吃不到一个，香蕉刚刚剥皮，阳台，阳台上的小花园，一只猫在阁楼的窗口蹲着，世界仿佛蒙着一层包浆，停在遥远的一日。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天，我在梦里来过这里。

转过街角，一个菜市场滚出来，喧哗、新鲜，水灵灵的玫瑰、亮闪闪的鱼、骨头、猪下水、牛肉、葡萄酒、奶酪、大南瓜、百合花、土豆、香肠、金砖般的面包、大胖子、嬷嬷、屠夫、太太、大婶、小姐、老爷子……几个小伙子看见我愣头青般东张西望，就朝我做鬼脸，撇着嘴弄出为婴儿催便的响声。我獐头鹿耳，转身想跑，他们咧嘴大笑。这是外祖母的菜市场。一瞬间，我对巴黎产生了好感、信任。

我一直以为巴黎只是一堆发黄的禁书，或者一个空掉的香水瓶——1966年，许多巴黎瓶子从昆明金碧路的窗子里被扔到大街上，有的香水还没有用光，街道上弥漫着它们奄奄一息的气味。金碧路是一条巴黎风格的街道，20世纪初滇越铁路通车后，陆续盖起来的。

难道巴黎人没有把巴黎拆掉？我一直以为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在最繁华的地带，忽然出现一道两百年前打造的木门，腐朽得就像是一张麻风病患者干掉的脸，狰狞可怖，死亡之门，已经无法开关，只是毫无用处地靠在门口。必须在想象中进出，在想象中转动那已经锈死的黄铜门锁，在想象中穿过阴郁的天井走上楼梯。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求新是一个世界趋势，全世界都在忙着推倒重来。我茫然，我发现巴黎然不动，沧桑大道，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旧世界。一头顽固守旧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我没有抵达未来，倒仿佛回到了过去。

2011年的某一天早上醒来，我打开窗子，看黎明前的巴黎。楼下面大街的灯亮着，还没有人出现。昏暗朦胧的街角睡着一家人，就像被清洁工遗忘的垃圾袋。几个大大小小的脑袋萝卜般蒙在被子下面，怀着一种无家可归者对世界善意的信任，没有人赶走他们。头顶星空浩瀚，我坐在阳台上，就像一只猫，仿佛刚刚从黑暗的天宇中走下来。

想起我青年时代的朋友老严，30年前他投奔了巴黎，狂

热的工厂左翼青年，崇拜巴黎公社，迷信“生活在别处”“更好的”“未来”。

“文革”一结束就移民法兰西，出了戴高乐机场，拎着行李就去找巴黎公社社员墙。后来在13区结婚，生了一群孩子。我第一次到巴黎，在他家住了一夜，彻夜长谈。他将巴黎视为彼得堡，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后来，终于发现世界是平庸的掩体，巴黎尤甚。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将巴黎改造成一个崇高的城市，这里不是欧洲的耶路撒冷，没有人要听他用昆明腔的法语朗诵马克思的作品。只有庸常，日复一日的羊角面包、奶酪、咖啡、橙汁、火腿、牛排，像经典绘画一样挂在卢浮宫的墙上。塞纳河畔无休无止的风流韵事，地铁进进出出，按时到站，没有更快，也没有更慢……未来没有出现。挣钱养家的任务繁重，深陷孤独，妻离子散，听说他最后去了诺曼底的海边，在礁石之间不知所终。

老严是一个诗人，以为凭着激情、浪漫主义和一堆时髦的观念就能闯荡世界，最后老家也回不去了，他无法提着一只仅装着几件旧衣服而不是巴黎香水的箱子回老家，衣锦还乡是流亡者的紧箍咒。

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天光渐亮，一座教堂蒙蒙地出现了，云挡着它的尖顶。一辆黑色小汽车缓缓地驶过依然空无一人的街道，就像一辆灵车。

我不是在怜惜老严，我是在怜惜自己，虽从未离开昆明，我也丧失了故乡。老昆明灰飞烟灭，新昆明加深了我的无根感，令人更痛楚。老严的根在他揣着一本护照登机之后就被斩断了，我的根让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被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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